张亚勤：我眼中的盖茨
　　
　　作者张亚勤，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曾是比尔·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时的核心智囊团成员。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主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计划”。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究，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众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忽然间，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李开复博士一起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我开始担任院长，经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同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筑。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豪华，也不宽敞的屋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间有限，人也很聪明，如果他愿意花1个小时了解一个项目，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汇报刚开始时，我认为他肯定对网络多媒体领域不太懂。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停地提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入，甚至走上前台去询问技术细节，比如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分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刻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佩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激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一直问，问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富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个小时延迟了40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诉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才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赶紧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未来的热情打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交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电影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价盖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互相欣赏，但性格却各不相同，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而盖茨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一接到盖茨的电话就眉飞色舞地谈到对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听到这些，盖茨犹豫了，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凭借他对盖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盖茨的真正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这样，微软的第一位商务经理鲍尔默走马上任了。
　　
　　盖茨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年11月底，在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盖茨告诉我，“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
　　
　　2004年1月，我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被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业务。
　　
　　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欣然答应了。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地互动中，我颇有收获，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3页邮件再次向我推荐。(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没聘用那人)。
　　
　　盖茨总是这样，对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励志一生  ）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会面。他看问题很深刻，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浓厚的中国情节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国组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并担任主席。我成了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
　　
　　我加入微软后在公司里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对中国十分好奇，问了一些关于政府架构、大学教育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他好奇的范围超过了软件和技术。
　　
　　一次他来中国访问，因为我们安排的细节失误，使一个会议临时取消，浪费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我、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汉堡，他就问我们中国政府的运作，问得最多的是在中国农村里怎么选举等。
　　
　　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盖茨曾经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来。他这几年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有交流，他觉得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还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聪明？
　　
　　他来中国时也和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我相信他说的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了。
　　
　　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盖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很热门的“物联网”。
　　
　　我每次见到盖茨，他都会欣然接受我给他“洗脑”。比如“十七大”之后，我见到他就专门给他传达中国十七大的精神。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能让他更多地理解中国。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他很早就买好了门票，到中国来看比赛。2007年我陪同他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接受了CCTV的独家专访，主持人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希望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回答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在西雅图，我参加了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盖茨退休我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时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当然，盖茨并没有完全离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执行董事长，他每个星期会来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改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他后，他决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他的慈善事业我也愿意做一个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
　　
　　盖茨是一个技术的天才、商业的天才，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善良的人。他是我碰到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当深厚，另外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我碰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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